憎：厌恶。文章厌恶命运好的人。形容有才能的人遭遇不好。
唐 杜甫《天末怀李白》诗：“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文章憎命主谓式；作宾语；含贬义。
1.文章憎命达，好的文章总由失败者写成。
2.但“文章憎命达”，两次科举失利，虽有治世之志，已注定了其边缘性的人生轨迹。
此句中的憎是害怕的意思，文章憎命达的意思是命运太好的人写不出好文章。
“文章憎命达”是杜甫在唐肃宗乾元二年（759）深秋，流寓在泰州时，感叹李白为实现建国立业的人生理想，中了李璘的奸计，导致李白被牵连入狱，此时远在华州的杜甫对李白表达深切的关怀。特别是在李白遇赦被流放到夜郎，社会中传言“李白已死”的消息，杜甫听说之后，内心十分孤独悲愤，便写下了《天末怀李白》，以“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来赞美李白才华横溢，却命运多舛，既是对官场黑暗的体验认知，又是对老友不幸的深深感叹！而题主觉得是一夜之间，感觉“文章憎命达”，其实更多的是对文人“发愤著文”的深深感慨，道出了“自古才人多逆境”的真谛。本文从文人身世、创作表达和文人情绪来解释“文章憎命达”的深刻含义。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此诗首句以“秋风”奠定悲凉的感情基调，来呼唤“下狱”的李白，慰问李白的心情；第二句以“鸿雁”传情，来寄托内心的担忧与同情；第三句以“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的题旨句，替李白伸冤，意在告诉世人李白是遭人陷害，那些小人现在应该偷着欢喜罢，一“喜”一“乐”，两种情绪对比，来表达对李白的惋惜；尾句以“屈原投汨罗江”一事，道出了古来圣贤多坎坷的真谛。
先秦以来，我国文学一直在强调“诗学”原理，力在要求文人在写诗词歌赋的时候，要真实的表达人生志向。而许多文人多仕途不顺，遭遇各种猜忌诬陷，“文章憎命达”中，一个“憎”字足以表达文人的身世坎坷、抑郁悲愤。所以，当个人经历了苦难之后，他们多以“纪实”的手法，真实再现自己的遭遇，后人在评价文人诗歌时，也多结合时代背景、文人经历。据子夏的《毛诗序》记载：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子夏作为孔子的弟子，他沿袭了儒家学派的礼乐传统，认为文人写诗应该紧密贴合政治、表露人生的志向，诗人是由于情感的激发，导致诗作产生，而文人们悲惨的社会身世，多与政治密切相关，他们多写诗文来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展露报国无门的忧郁。
如李白在《南岭别儿童入京》一诗中写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在入仕无门、遭人陷害、孤独无助时写下名流千古的佳句，惹得后人经常借用此句来抒发乐观自信的人生态度；范仲淹在抗击西夏战役失败时，一首《渔家傲·秋思》“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来抒发边塞战士报国无门、思乡忧国的情怀；杜甫身陷贬谪，却仍在国家危亡时写下《春望》，用“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景物描写，喷发出报国无门的怨怼之意。
唐宋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两颗璀璨的星光，而这一时期的文人饱经忧患，情绪激昂，于是化笔为矛，借诗文来表达自我的人生遭遇和人生理想，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丰碑。
中国文学的发展强调“真实性”，文人要强调“进德修业””，即是要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完善自己的人生事业，所以在古人看来写诗著文应该讲究诚实，真诚的表达自我情感，才能生动的展示文学风采，形成独特的文艺风格。
杜甫写给李白的诗《天末怀李白》中，杜甫听闻好友李白准备接受李璘的号召，十分反对，他认为在祸乱之时，不应该轻举妄动，但是李白却义无反顾，前往京城，最后落了个流放的下场。杜甫在李白受罪之后，不但没有怪罪李白不听劝阻，反而痛惜李白的遭遇，发出““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的悲叹，可见杜甫对李白的信任。而古人之间的信任，多是由诗来表现的，他们相信“诗传情”、“诗言志”的真实性，故有“修辞立诚”之说，如东汉王充就在《论衡》中认为：
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
王充以“实诚”来表达人格，以“文墨”来表达人格的显露载体，文人们多重“气节”、“风骨”，才得以让自己的心志表露出来，达到“文质彬彬”、“内外合一”的效果。历史上，真正的文人敢于说真话、吐真情，所以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在官场上攀炎附势、须臾迎合的人多创作不出来优秀的文学作品，反而是那些不畏权贵、敢于说真话的人创造了不朽的文学地位。如白衣卿相柳永把男女之情写的淋漓尽致、酣畅露骨，一句“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抒发了情人离别的伤痛欲绝，而身为宰相的晏殊，词中却多展示象征、隐喻之意深藏内心情感，用“荷叶初开犹半卷，荷花欲拆犹微绽”的词句表达对友人的不舍，词的意境与柳永词相比，显得力道不足。反观屈原，在《惜颂》中以“惜颂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在《悲回风》中写道“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真挚的抒发自己耿介之志，不合俗流，以诗明志的人生理想。
文人们在历经惨淡遭遇后，依然坚持写最动人的文章，表达最真挚的情感，此时的他们不会再顾忌君王是否喜欢，所以在诗词中尽显谩骂之意，唾弃之词，以此来表达内心真实的情绪态度。当时被社会抛弃的文人，以斐然的文采，赢得后世的缅怀，以达到“永生”的状态，这也是“命达”的意义所在。
《诗经》作为我国诗歌的发展源头，提出“兴观群怨”的诗教传统，于是后世继承“怨”的传统，演化成了”发愤说“。古代文人好“怨”，钟嵘认为，诗人的的“怨”是一种趣味性的偏好和独特的感受，他们内心的愤懑不平，需要找到适合的渠道抒发出来，才能宽宥内心的抑郁之气。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羡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子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殡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禁，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
在司马迁看来，古往今来很多优秀的著作，都是人生不幸的产物，他以屈原、孔子、孙子、吕不韦等文人的优秀著作为代表，来表达文人仕途受挫，心生怨恨之意，才会有著书之说。孟子又说：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说，来表达个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生活状态是文学创作的直接动因。人们常说，压力就是动力，文人们在受到迫害之后，内心的忧愁无法排解，他们处于一种高压状态，如苏轼的天下第一悼亡词《记梦》中写“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正是诗人在遭受妻子去世十年之后，仕途坎坷，欲说无门，内心高度的紧张压力，逼出一篇名垂千古的悼亡词，经得时间的检验，得以流传千古。
韩愈主张“不平则鸣”，欧阳修认为“穷而后工”，而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页认为“没有痛苦，就没有诗人生活”，古今文学史上，中国有屈原、司马迁、范仲淹、白居易、柳永、李白、杜甫、曹雪芹等文人遭遇坎坷，悲愤著书，也有莎士比亚、但丁、塞万提斯、狄更斯等文人看尽社会炎凉，写文传于世。这些文人“建德树言”，得以流芳百世，他们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作品力量却是无穷的。
杜甫的“文章憎命达”，是听信了李白去世的谣言，内心十分悲愤，表达对李白的同情，对文人遭遇政治黑暗、人生理想屡遭破灭时的浩叹。文人们经历不幸身世，不再取悦君王欢愉，而肆意释放内心情绪。他们或谩骂、或怨怼、或激愤，这些均是对权贵的反抗，反抗社会黑暗、反抗奸佞当政，故而启发了自我的生命意识，以“悲剧”问世的文学作品，获得作品的永存。
作者：蔡小记
“文章憎命达”一句诗语出自杜甫的《天末怀李白》：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简析】：“文章憎命达”，意谓文才出众者总是命途多舛，语极悲愤，有“怅望千秋一洒泪”之痛；“魑魅喜人过”，隐喻李白长流夜郎，是遭人诬陷。此二句议论中带情韵，用比中含哲理，意味深长，有极为感人的艺术力量，是传诵千古的名句。高步瀛引邵长蘅评：“一憎一喜，遂令文人无置身地。”这二句诗道出了自古以来才智之士的共同命运，是对无数历史事实的高度总结。 纵观杜甫的一生，之所以“文章憎命达”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最重要的原因，是唐宋文人思想观念不同。比起宋朝文人，唐朝文人思想更自由，价值观念更多元化，人生理想追求上更加散漫随性。这方面，李白是一个典型。青少年时代，除了读书之外，他还学剑、学游侠、学道、期盼成仙，后来甚至成为正式加入道籍的道教信徒，“五岳寻仙不辞远”。李白有远大的政治理想，也曾积极追求仕进。但是，李白同时也喜欢游历名山大川，“一生好入名山游”，喜欢跟志趣相投的朋友结伴隐居，过寄情诗酒、放浪形骸的日子。就连“奉儒守官”家庭出身的杜甫，他的随性散漫，也是一般宋朝文人所不可企及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前，到吴越一带漫游，一游就是四年多。回到东都洛阳参加进士考试失败后，游齐赵，五年多。三十岁时，因为结婚，回到东都，在偃师陆浑庄筑室而居。三十三那年秋天，曾跟李白高适同游梁宋，三十四岁那年再游齐鲁，跟李白盘桓了一段时间。因为献赋受到唐玄宗的赏识，四十四岁才得到第一个职位——河西县尉。但是，杜甫拒绝了。改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后，他自嘲是为了挣几个酒钱，勉强上任。安史之乱爆发后，他逃出沦陷了的长安城，冒险跑到肃宗行在所在地凤翔，得到左拾遗的职位。才一年多一点，因为替房琯辩护，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在华州任上只待了一年零一个月，就因为关中闹饥荒，辞官不干了。以李白杜甫这样的自由散漫，即使生在宋朝，大约也是很难把官一步步做大的。唐代文人显然普遍缺乏混官场的耐心，他们向往的是风云际会、君臣遇合，是“立登要路津”，相当不切实际。 其次，跟科举取士规模有相当关系。唐朝虽然号称科举取士，其中最为显赫的是进士科。但实际上，每科及第进士非常少，最少的一科只有三五个人，最多也不过四五十个人。宋朝的情况完全不同，每科取士规模多在二三百人，多的时候有五六百人。数量上的差异，对文人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唐代进士科，考中者固然占了入仕的先机，但是，对大部分人而言，基本上就是一种人生的搏击过程，说得难听一点就是一种“跳龙门”的游戏。即使是非常优秀的文人，也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在进士考试上。孟郊《登科后》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传赵嘏所作诗句“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李肇《国史补》曰：“进士科得之艰难，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故诗云。”都是唐朝科举弊病很好的写照。考个进士，要扒掉三层皮，花掉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时间，哪里还有时间精力，去从政，去飞黄腾达？杜甫的考试、求官经历，就很有代表性。唐代进士科这座独木桥，浪费了太多优秀文人的才华和生命！ 再次，跟文人整体地位有关系。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是军人出身，他的天子宝座是从后周幼儿寡母那里夺来的。他深知军人对于皇帝宝座的危险性，因此，他登基不久便来了个“杯酒释兵权”，将武将排除在最高统治集团之外。同时立下规矩，不准其继任者随意杀害文人。从此，赵宋王朝的政府基本上由文人组成，武将的地位、级别受到严格限制。宋朝文人不但生命有保障，整体身份也空前高贵。而李唐王朝，虽然也不乏喜欢吟诗作赋附庸风雅的皇帝，但是，他们大量使用勋臣后裔和武将担任朝廷或地方军政要职，对于文人并不特别眷顾。在唐朝，不少诗人都曾经在历经坎坷之后，发出读书无用的感慨，向往军功进身之路。有众多诗句为证：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祖咏的“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钱起的“雁门太守能爱贤，麟阁书生亦投笔”（《送崔校书从军》），杜甫的“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草堂》），崔涂的“五陵豪侠笑为儒，将为儒生只读书。看取不成投笔后，谢安功业复何如”（《东晋》），如此之类，不胜枚举。如果说，在宋朝，文人是一等公民，那么在唐朝，文人就是二等公民。一等公民容易春风得意上青天，二等公民不免喝西北风坠地面。 当然，有一得必有一失。宋朝文人仕途普遍比唐朝文人得意的同时，文学成就却普遍不如唐朝文人。至少，唐朝尤其是盛唐那几位大诗人的艺术造诣，是绝大部分宋朝文人所望尘莫及的。 杜甫的“文章憎命达”，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的就都是这个得失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