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著名学者季羡林在《“天人合一”新解》中认为，“天人合一 ”，这个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
季羡林主张“天人合一”思想拯救西方，在季羡林看来在西方文化主宰下，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这些灾害如果不能克制，则用不到一百年，人类势将无法生存下去。季羡林开出的药方就回归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最主要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
季羡林把“天人合一”思想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声称既然能搞“西化”，为什么就不能搞“东化”呢？
在2004年文化高峰论坛上，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认为，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中华文化有归纳法，可没有推演法。采取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是受《易经》的影响。杨振宁的结论就是，易经影响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所以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杨振宁早在1983年香港大学一场题为“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的演讲中就认为，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5个原因是：中国近代缺乏资本主义，中国传统学术偏重于人文哲学，中国古代教育缺乏“自然哲学”内容，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中国古代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传统。
杨振宁的观点并非是孤例，代表了科学界对中国传统哲学东方思维的看法。1953年，爱因斯坦在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托的斯威策的复信中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 (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1922年《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一文中说得干脆，“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她自己的价值标准，她毫不需要”。
文化学者启良认为：“中国自古以来之所以为君主专制，就是因为它的哲学根基为‘天人合一’；而西方的民主政治，不论在古希腊罗马，还是在近代社会，都是因为其‘天人相分’的思维模式。最为明显的例子是科学。西方人自古具有科学理性，就是因为他们将自然当作客体化的对象来看待和研究，寻问其究竟；中国人的科学理性一直未能培养起来，就在于他们那‘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从不把外物对象化、客体化，自然也就不可能去寻问自然的奥秘。”(《西方文化概论》，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页)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说过，"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最基本问题，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对中国的历史影响之大人所共知。季羡林理解的“天人合一”就是讲人与大自然合一，“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我们人类，天人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季羡林对“天人合一”的理解过于简单偏颇，还赋予人与自然和谐、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等等意义，实际上严重脱离了“天人合一”的本义。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天”很少指称大自然，将“天人合一”仅仅诠释为人与自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表达，事实上相当片面和肤浅。
历史学家葛剑雄认为，所谓“天人合一”，是指天意决定人事，而天意是通过天象或灾异来显示的。君主是“天子”，由天意确定，也代表天命。君主如有失德，或治理不当，或人事有悖于天意，必定会受到天象的警告或灾异的惩罚。（葛剑雄《古今之变》）
“天人合一”之“天”主要有神灵之“天”、义理之“天”、人格之“天”；“天人合一”之“人”，或为人力、人道、人为、人欲。历代对“天”的诠释，冯友兰概括为五种：物质之天、主宰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
“天人合一”早期思想，是人对自然的顺应与屈从，《礼记·表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后来“天人合一”逐步发展演绎，经过孟子的性天相通观点与董仲舒的人副天数说，到宋代的张载、二程达到成熟。
学者徐友渔认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实际上是一种神学目的论，并不是生态伦理。他说：“其实，把‘天人合一’说成是生态伦理或自然保护哲学是曲意解释。这个观点最早出现时，天是一种人格神，在汉朝董仲舒那里天是百神中之大君，天人合一论是一种神学目的论。只有在庄子那里，才勉强符合上述解释，但它从未起到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的作用。”（徐友渔.《90年代社会思潮》）
季羡林想用“天人合一”去拯救西方，解决生态危机，有点自作多情。季羡林可能不知道，我们天天喊着天人合一，世界碳排放总量却是居世界第一，我们的环保压力比西方大得多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引发了西方社会的强烈反响和普遍的关注，西方环境保护运动和绿色和平运动的发展迅速，生态伦理思想的诞生，促进了环境立法。环保问题，已经成为西方打压中国的重要工具。
“天人合一”思想不是中国独有的，季羡林承认印度也有。北大的王铭铭也说过，有欧洲人认为，他们的祖宗也是“天人合一”的。（王铭铭《天人合一”与“他者”：为回应某些论述而做的准备工作》）
历史学者何兆武指出，“天人合一曾被有些学者认同为中国哲学的特征。但古今中外又有哪一家的哲学不是以指向天人合一为自己的归宿的呢?甚至于不妨说，凡是不归本于天人合一的，就不是哲学。所以天人合一并不属于某个民族或某个哲学家的特征。它是一切哲学家的本质和鹄的，问题只在于各有其不同的思想方式和论证。”（何兆武《关于康德的第四批判》）
金栋按：“天人合一”这四个字，经查阅，既不见于《周易》之“经”（《周易古经》），亦未见于《周易》之“传”（《周易大传》）。这四个字，是后起者！
何谓“天人合一”？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辞典》说：“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中国古代思想家一般都反对天与人相互敌对的观点，讲求天与人的统一。关于天与人统一的种种观点，形成了关于天人合一的不同学说。”
《辞海》说：“最早由战国时子思、孟子提出，他们认为人与天相通，人的善性天赋，尽心知性便能知天，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与天本来合一，只是人的主观区分才破坏了统一。主张消除一切差别，天人混一。西汉董仲舒强调天与人以类相符，‘天人之际，合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宋以后思想家则多发挥孟子与《中庸》的观点，从‘理’‘性’‘命’等方面来论证天人关系的合一。”
查阅古籍文献，“天人合一”之说法及这四个字是后起，《辞海》说“最早由战国时子思、孟子提出”，显然不当，乃由宋代理学大师、五子之一的张载首先提出并总结出来的，但并非首先创造出来的，见于其著作《正蒙·乾称》，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
战国时期《庄子》《易传》《吕氏春秋》及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等典籍虽有相同观点或论述，但并未提出“天人合一”这个词。如
《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山木》说：“天与人一也。”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说：“天人之际，合二为一。”
《春秋繁露·阴阳义》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古人非常注重“天人合一”，医家则讲“天人相应”之整体观，即人的行为及人体的结构与生理功能必须上应于天（天道——天体宇宙的自然变化规律），从而达到相通、相应、相和谐与统一及一致。天人相应体系，与西汉大儒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宗教神学思想有关。
有人说《内经》就讲“天人合一”，那么试问：“天人合一”见于《内经》的哪一篇？遍阅全书，未见有之!
所谓“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内经》的表述是“人与天地相应者也”（《灵枢·邪客》）、“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岁露论》），所以才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整篇比类取象之推演，才有“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则为九。九分为九野，九野为九脏。故形脏四，神脏五，合为九脏，以应之也”（《素问·六节脏象论》）人体九脏之来源，才有“人之合于天道也”（《灵枢·经别》）、“人之肢节，以应天地奈何”（《灵枢·邪客》）及“行有经纪，周有道理，与天合同……血脉营卫，周流不休，上应星宿，下应经数”（《灵枢·痈疽》）等等天人相应整体观思想及比类取象之推演，以此而推演出人体有脏五腑六、九脏、十二经脉、二十八脉、三百六十五络等结构及“肝生于左，肺藏于右”（《素问·刺禁论》）等生理特征。
天体是个大宇宙，人体是个小宇宙，为了达到天人合一，所以《内经》有许多“天人相应”比类取象之推演，以求做到相通、相应、相和谐与统一及一致，但临床是否如此，则全然不顾。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对人的认识首先是从天人关系中加以把握的。从先秦时代至明清时期，大多数思想家都宣扬一个基本观点——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谈何易，
神仙妖怪难相容，
修身养性修品德，
各自代表本身人。
谢谢悟空，
邀请问题。
道法自然，是道德经里的一句话，原文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人取法于地，地取法于天，天取法于道，而道是终极的，它自己取法于自己。 天人合一是先儒提出的境界，意思是人和天地万物是一体的，与佛家无我指示同等境界，阴符经中说‘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心’亦此谓也。
天人之际的际是关系的意思。天和人的关系，把天和人和二为一，让万物都处于一种和谐的相处状态。
“道法自然”,是道德经里的一句话,原文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人顺应自然规律的方法,事不违道,人便心安。“天人合一”是先儒提出的境界,意思是人和天地万物是一体的,
天人合一，需主体与客体合一，心与世界相通，非实修求证而不能得。
自古以来道法万千，故修炼之法也有各种流派的区别，此境界不但对人资质悟性有较高要求，还要有机缘，故古人多以此作为悟道与否的标准。习近平主席最近在联合国的视频会议讲：“当前，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不断加快，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风险。新冠肺炎疫情告诉我们，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
中医认为天人合一，从宏观上来说也就是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
社会的发展并不一定都是进步，工业化进程往往容易带来空气、河水污染，农业化肥、农药的使用往往使农作物残留有害物质。工业化生产养猪、养鸡同样存在类似问题。在发展工业、农业时，务必提高环保意识。
从个体来说，一个人如果生活在污染的环境中，吃留有超标有害物质的食品；该休息时不休息，一天到晚打麻将、玩游戏，不遵从自然规律；长期违背天人合一的行为是早死的重要原因。